因为她虽然人在体制内 众人地铁推车救人 共享单车垃圾成山

中国的体制内产生不出思想家怎么办? 中国的体制内产生不出思想家怎么办?   文 公方彬   百年前,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,其中包括引力波。百年后,美国科研团队宣布观测和证实引力波,这意味着爱因斯坦的重要科学预言,又一个被证实。这必然引爆世界科学界,同时扰动中国网络舆论场。   有人扒出几年前一场电视秀,强调“诺贝尔哥”使用了引力波的概念,而那些嘉宾们几乎一边倒持否定态度,似乎遗憾中国失去了大科学发现的机会。另有人则把美国科研团队中有一个中国人,而强调重大发现中有中国人的功劳,等等。   其实,“诺贝尔哥”与有中国人参与科研项目,都没有太大的意义,但其间确实包含了值得思考的问题,比如,“诺贝尔哥”引用了一句话:“诺贝尔奖可能出在民间”,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深刻分析的问题。涂呦呦是否属于民间?就不好简单下定论,因为她虽然人在体制内,且成果产生与当年强大的体制力量有关,但“三无”身份,又让当下的科技体制尴尬。   当然,强调该问题值得思考,关键具有更广泛的思考空间,其中就涉及到现有体制下无法造就或产生大思想家。为什么单独把思想家挑出来?因为思想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的高度,这个高度决定于思想家的高度。换言之,思想家走多远,一个民族就走多远,思想家上多高,一个民族就上多高。这已经是人类发展史所证明的规律。   为什么说体制内产生不了思想家?在回答该问题前,有必要先看廓清思想家。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不管有何障碍,都能不顾一切打破旧说,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。”这里的巨人是指伽利略。伽利略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,因为他创造的既是科学成果,也是思想成果。同时科学成果中还包含着思想家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。比如,“日心说”的发现者是哥白尼,但由于担心天主教会的迫害,哥白尼去世前一直不敢公开其伟大发现。伽利略证明了这一理论,同时敢于公诸于世,这就说明他有思想家特有的自我牺牲精神。所以说,思想家是创立新说的人,同时还是为人类文明敢于牺牲自我的人。   为什么体制内产生不了思想家?是理论工作者或知识界缺智还是缺德?二者都缺,并且缺失又有规律性和规定性。体制是什么?体制是政治的结果,当政治上要求成员统一思想,统一意志,统一行动,统一话语系统……,就意味着进入体制,就必须依照政治要求办,这不仅是政治纪律,也是政治伦理。不仅如此,在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后,党便把这一理论上升为唯一的指导理论,既然“唯一”,便不再需要也不允许再去创造独立于该理论之外的理论(这有其自身逻辑)。既然理论界或知识界在一个理论系统或知识体系中耕耘,不管多大的投入,多艰苦的工作,取得的成果都只能是拾遗补缺,而不可能是伟大创造。这一点,仅仅看一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很清楚。没有广阔的思想空间,就没有伟大的思想成果,因而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。   如此,或许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,有国家就有政治,有政治就有政党和政府,所以“体制内”应当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,为什么西方却产生了那么多的思想家?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,比如与文化传统或民族文化性格有关,与政治的内含和政权运行方式有关,还与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有关。比如,古代起中国文人就遵从儒家的伦理道德:“学成文武艺,货于帝王家”。即售卖是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。才高八斗的文人,在没有被帝王接纳前,包括孔子都如丧家之犬。由于社会结构一元化,所以历代文人从没有过真正独立的生长空间,只能依附、顺从。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中,只是骂文人并不公平。   很显然,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、古罗马,其创造的社会结构和运行系统,都与我们迥然不同,后来的发展差异更大。两种文明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,虽然不能简单判定好坏,但在产生思想家方面,我们的结构和运行系统,确有不如人之处,这是一个历史现象。更具体更清晰一点,西方国家不会确立一个由政党规定的思想理论体系,其理论发展主要得益于学者的独立思考。比如文艺复兴是西方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,而推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,有名者多达600多人,基本没有体制内的,也没有神职人员。这就决定了他们不需要向谁负责,也不必遵从谁的意志,只关注何种理论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。   既然是体制制度问题,我们可不可复制西方?不能,每一种制度和权力运行模式,一定是众多因素的约定,即存在独特的规定性和内在机理,就如同伊斯兰世界宁可与西方硬对撞,也不会接受西方模式一样。因此,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路径。这个路径就是,体制内专家学者继续承担诠释和解读的职能任务,同时给体制外专家学者更大的思想空间,同时打通应用路径,保证其智慧成果的社会应用。或者可以这样表述:职能上有体制内外,思想成果不分内外,都为我所用。倘真如此,当下社会上的异己力量或反体制的力量必将大大减弱,因为都有价值实现,自无冲突可言。某种意义上,中国历代造反者,其实是自身利益与体制制度发生冲突的结果。   上述要求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。一方面是主导者更新观念,调整结构,理顺关系。其中突出强调更大的宽容包容,要相信反国家反民族的人极少,更多人属于思维方式、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问题,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,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必转变。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外专家学者改善认知,强化建设性,尤其是提高思想创造能力,当下特别强调跳出“抓眼球”行为,努力将碎片化的思想观点系统化,映现出智慧光芒,只有产生大思想理论,才会被接纳。   只有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家,才不负伟大的时代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化作现实。   (声明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新浪网立场。)相关的主题文章: